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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  但是在私下里、饭桌上,大树下,我发现他们相互之间却经常谈逃港经历的酸甜苦辣。但当我再去找他们时,发现我手中的纸和笔,他们又不说话了。这些说法和现象很触动我。

      我认识宝安县万丰村的经济带头人潘强恩董事长,他倒是说得很明白,他说,改革开放是我们用血写出来的,没有大逃港,哪有改革开放啦,“我们死了多少人哪,淹死的,打死的,狗咬死的,枪毙的,都有,在我们村里就有。”

      于是,我通过潘强恩董事长的关系,来到万丰村。他安排我住在村里,我在那里住了四天,想见见逃港者和他们的家人。但是,一般男的不敢出来说话,只有一些妇女出来应付我。后来经过潘强恩的再三动员,才来了六七个女人,她们的男人都是逃港的,有的从山上掉下来,有的在海里淹死了。

      我们在公司的会议室见面,当时的农民企业家办公室很简陋,就是一间农舍,地是泥土地,踩得多了,都是黑色的。有的妇女牵着孩子来,孩子们还很小,全是孤儿寡母的,很可怜。那些没了父亲的孩子还不懂事,满屋子跑。这些受访的妇人很迟钝。对我的询问没有什么热情,问一句答一句。

      虽然潘强恩对她们进行了动员,但她们看上去还是很木讷,谈不出什么内容来。看来,她们对这件事没有多少认识,只是因为潘总交待了,来完成一下任务罢了。

      当时这种不敢讲话的现象很普遍,不光万丰村。我去沙井镇了解渔民冲击派出所的事件时,村民听说记者来了,也都很紧张,谁都不答话。1979年,刚搞改革开放时,这里的农民以为“改革开放”就是可以自由去香港了,要出海,结果派出所把船没收了。渔民就冲击派出所要抢回渔船,还要抓出封船的人。但是在潘强恩介绍情况之前,沙井镇没有人承认这里发生过冲击派出所事件,所有逃港者的家属都说,这里没有逃港的人,没有抢船的事,好像啥都没发生过。

      我也曾彷徨过。单位的领导好意地劝我:“不要碰这个事了,引火烧身哪,你还年轻,正事不管,管这些干嘛?”

      我采访的那些村子的领导也认为,你搞这个干啥,(这些事)绊我们脚的,都过去了,不要再纠缠旧事了,不是都要求我们向前看了吗?

      因为我是党报的记者,村里人往往不好意思直接拒绝,一般都回答说没这个事情,干部就说,陈记者,我了解一下再向你汇报。可是后来我多次把电话打去,他们又敷衍推托了,最有代表性的话就是那句:朝前看嘛。

      这种讳莫如深的现象一直到90年代初,都没有改观。

      大约到了21世纪初,对大逃港事件,当地人在私下谈论得多起来了。除了当地的个别领导,乡镇书记这一级的干部,还不敢放开同我谈逃港的问题外,当地农民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忌讳了。有的还把我请到屋里去,请我喝茶,边喝边谈。原因很简单,经过十几年的经济发展,老百姓的民主意识提高了,腰杆子也硬了。从农村改革,土地承包,办三来一补工厂,出租房屋,宝安县的农民富得流油。以前怕村干部管他们,罚他们的工分,现在他们怕谁呀?凭自己的两只手干活,凭自己的本事办厂经营,农民不怕了。所以敢说话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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